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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 程鹤麟

2017-05-29 16:50:57 编辑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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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恢复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 ∣ 程鹤麟

程老汉记得,1977年上半年曾经产生过一批大学生,就是那种文/革期间独有的“工农兵学员”,不用考试,由你所在的工作单位、农村党组织和部队推荐入学的大学生。程老汉那时的工作单位就有一个同事获得推荐,正等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准备9月份上学呢。

当时,我对上不上大学抱持无所谓的态度,没推荐到我,我就不去呗。

这年8月上旬,中央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规模不大,中央领导加上30几位科学家、教育工作者。就是这个座谈会,突然提出了恢复高考的建议。

据记载,8月6日下午,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这个热点问题。这个时候,已经在准备招收1977级大学生了,教育部仍然维持文/革中推荐上大学的办法,并刚刚将方案送出上报中央。与会者知道这事,他们表示这种招生办法弊病多多,主张立即恢复高考。教育部方面表示“来不及”。的确来不及,8月上旬了,距离新学年开学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如何来得及?但与会人士心急如焚,就建议如果时间来不及可推迟当年招生时间。

这些意见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他当即要求教育部立即把报送中央的报告追回来。

……

就在中央为此事反复讨论的时候,程老汉就从隶属于福建广播事业局的南平原单位调到了福州的同属于福建广播事业局的福建电视台,担任机房值机员。不过,那机房我是一天没进过,因为我刚从外地来,就被安排了一项特殊任务,去“监护”一位审查对象。那时候,“四人帮”已经被粉碎一年了,各地仍在继续清查“四人帮”余党余孽。小程同学“监护”的是福建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老李,他的主要罪状是泄露国家机密——1976年10月间,他利用工作之便,把从境外电台听来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泄露给一些朋友。此案纯属冤案,小程同学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当时可不敢往外说),老李也是百口莫辩。

到福州之后就得知要恢复高考了。1977年的10月下旬,教育部宣布,恢复高考,从1977级就开始恢复,本届招生工作推迟进行,学生推迟入学。全国范围里,一时多少蠢动。我也因为整天守着个清查对象无事可干,听闻此事也动起了参加高考的念头。

当时,我和老李合住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办公桌,供老李写交代材料(交代罪行,检讨错误)。但他一个字都不写,那桌子就一直闲着。征得老李同意,我占用办公桌复习。

复习就该去听听辅导课。以我来说,1974年高中毕业,到1977年恢复高考,中间隔了3年没在学校里待着。就算我真的比较爱读书,这3年里也常常读书,但读的都不是教科书,而高考考的是教科书的内容,所以我也去应该听听辅导课。我们单位附近有一所中学、福州二中,我就去那里听课。那时候听课不要钱,复习提纲收钱。工本费嘛,比如说一页纸收你5分钱还是多少,这我忘了,所以你买了复习提纲就能够进他的教室听他的讲课。

且慢,我的工作是“监护”老李,这份工作是全天24小时的,与老李同住同进同出,我去听课了,清查对象没人“监护”怎么办?

我跟老李谈了一次。

我:我想去听辅导课,你不会趁我不在逃跑吧?

李:不会,我问心无愧我跑什么?

我:你不会自杀吧?

李:不会,我清清白白不会自杀。

得,我听课去了,放任老李一个人爱咋咋。老李够意思,没逃跑,没自杀,乖乖待在那间小屋里听收音机看报纸,等着年轻的程鹤麟听完课“回家”。

如今想来当时也真是胆大妄为无组织无纪律,这么大的事,竟敢未经组织许可擅自做主。不过即便如此,如今想来我也没有啥后怕,啥老李万一逃跑或者寻短见的,凭我对老李的观察,那样的事真的不会有。

有个故事说,二战后曾有个欧洲国家被一分为二,东边的居民老爱往西边那国跑,东边的士兵奉命射杀翻墙逃西的本国人,有的士兵悄悄把枪口抬高一寸,放人一条生路。程老汉认为,自己也可以做到。

不过,我只听了一次辅导课就不再去了,因为同场听课的同学水平参差不齐,陷在那样的课堂里反而糊涂。

为啥上广院呢?老李建议的。

“文革”后福建省第一次高考是考前申报志愿。我对语言文字很有兴趣,就想报中文系。老李使劲摇头,说做文字工作容易犯错误,有个北京广播学院(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学校),那里的新闻系摄影专业很不错。

哗,新闻系还摄影专业,不要太拉风了,就报这个专业了!当时每个考生可填报三个志愿,程鹤麟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都是: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摄影专业。咋那么有把握?其实没把握,但我当时那份电视台值机员的工作挺好的,上得了大学就上,上不了就不上,没心理负担。也许就因为没心理负担,轻松过关。

就这样,我跟语言文字研究者的程鹤麟擦肩而过,误入电视传媒,变成了电视人程鹤麟。

用现在的话来说,我参加高考很“低调”,全世界只有老李一人知道。等到老爹老妈知道时,我已拿到北京广播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了。

许多同辈都知道自己高考时各门功课的得分,但我不知道,我没查过。当年是考前报志愿,考完我又拿到了录取通知书,查分还得大老远跑去高招办,就懒得了。

跟1977级大学生有关的几个数字:全国有超过570万人参加高考,录取将近27万人,每百名考生录取不到5人。程老汉看到网上有曾任福建省高招办主任的林其天回忆录,说“1977年恢复高考时,福建录取率是6.9%”。你瞧,我是那幸运的6.9%。这个比例比我想象的好多了,我那个时候以为自己是百里挑一呢,没有,全国“百里挑5”,福建是“百里挑6.9”,还挑了不少个。

不是我们吹牛,1977级的还有1978级,还有1979级,这三届的同学年龄参差不齐,但是水平都比较高,第一个是竞争对手太多,第二个真的不是临时抱佛脚可以考得成的,这些同学多年以来他都没有放弃学习,虽然没有高考,但他们一直都在学习。

老李被“监护”了好长一段时间。1978年3月我去北京上学后,换另一同事去监管他。

1980年,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的项南出任福建省委常务书记,曾任共青团福建省委机关刊物《福建青年报》总编辑的老李向项南反映自己的境遇。老李后来对小程说,“项南同志了解情况后说:粉碎‘四人帮’,奔走相告,何罪之有?”一句话为他解了围。

老李后来官至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括号,正厅级,括号完。1989年冬初,上级研究如何处置犯了事的程鹤麟,李副部长说了句:“程鹤麟我了解,是个好人。”枪口遂抬高一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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